湖南会馆：湖南的商业黄金时代

漂泊的故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传统中国的民间，各种“小团体”异常兴盛。这些小团体的组织逻辑很有趣，有基于血缘的宗族，基于身份的文人社团，以及基于地缘与行业的商帮。每个组织都拥有自己的建筑。宗族有祠堂，士人有文庙，对于商帮和外地人来说，则是会馆。

会馆兴于明，盛于清，衰微于民国。从建筑学上讲，它是中国最后的传统建筑类型。这种明代才出现的建筑形式，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诞生。会馆之所以成为最晚出现的建筑类型，与传统社会后期商人地位的不断提升有关。

建筑学家柳肃曾说：会馆的产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和传统文化心理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句话道出了会馆的双重属性。它既是商品经济中同业或同乡中必然产生的组织形式，又是传统乡土情结的一种凝结。

湖南在明清之际商品经济与全国同步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各地会馆纷至沓来。沿着四水流淌的路线，会馆遍布其间。这些与湖南本土风格迥异的建筑，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这是一种令人惊叹且值得深思的社会景观：在传统社会，即使是商业，也有着如此强烈的文化属性。湖南河流上曾经的繁华景象，随着公路、铁路和远洋海运的出现而成为历史。今天的湖南商业贸易远比历史上更加繁荣，然而那种商业与地域文化共为一体的历史景观，却只能在仅存的会馆建筑中追忆了。

正因如此，我们不能把会馆仅仅看作是一个服务于商业组织的建筑，它承载了太多的乡土情感和地域文化，它是游子们在异乡的精神家园，一方漂泊的故土。

湖南会馆（一）

湖南的商业黄金时代

会馆是地区商业发展程度的标志性建筑。在它的背后，是一个区域商业繁荣的恢弘图景。从明初到清末，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两个王朝，随着人口和贸易的增加，此时的湖南，商业文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湖南开始变得重要起来

地缘和交通形式决定了商业贸易的格局。历史上长期处于帝国边缘地带的湖南，显然经济上也被“边缘化”了。

湖南自古以来，地处中原南部，属于大一统帝国的边缘地带。虽然有过某些历史时期的短暂小繁荣，长期以来却一直很难走出经济边缘区的地位。这种状况在明清时期，忽然有了一个奇妙的转变。

发生这种转变的最主要原因是全国性的商业格局变化。明清之际，中原与江南这两个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圈已扩展到岭南和西南区域。经济圈之间的联系迅速增强。湖南从帝国边缘一跃成为重要的连接枢纽。原本与中原来往较少的西南民族地区，在明清时期迅速增多。

湖南的水运交通优势在这个时期显现了出来。无论是沿着湘江到岭南，还是沿着沅水去西南诸省，湖南都是一个便捷的通道。湘江与沅水，成为了那个时期国家级的“干线高速公路”。湖南的人口也在同步增加，仅沅水流域，在清代人口就已经达到600多万，远远超过之前历史时期的人口数目。湘江流域的人口增长，则多来自于江西移民。大量移民导致土地资源的紧张，经商变成了另一条谋生之路。湖南的商业活动，伴随着移民大潮，日渐繁盛了起来。

湖南的商业社会，与时代同步，在明清到达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湖南，沿着四水流域，遍布着各省会馆。它们的兴衰成败，见证了湖南乃至全国的商业发展史。商业的发展，让商人的地位，也从“士农工商”的最末排名开始慢慢抬升。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们，也开始在社会中展示自己的存在感。会馆因此开始兴盛。曾经分布在湖南四水流域星罗棋布的会馆，便是那个繁荣时代的证明。

古镇，大多是曾经的商业中心

在湖南，经常可以看到一种叫作“市”的地名。如津市、热市、浦市、暮云市等等。这些地名的产生，正是商品交易所致。明清时期的湖南，商品交易把城镇化推向了一个高潮。

湖南近现代城市群在这个时期规模初现。除了传统的城市，沿着四水流域，大大小小的市镇开始茁壮成长。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湖南区域整体的城镇化进程。并由此形成以四水流域为脉络的庞大城市群落。在此之前，湖南的城市多以区域政治中心的面貌出现。商业带动的湖南城镇化，形成了诸多的“市”、“墟”、“场”。这种市，与我们今天所谓的城市有所不同，它指的是一个地方的物资交易中心，类似于今天集市的概念。在湘江流域，隶属于长沙府的湘潭县迅速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尽管它并非政治中心，却因为在湘江独特的地位，而一跃成为商业极为发达的中转枢纽。明代湘潭籍官员李腾芳曾这样自豪地描述自己的故乡：试问湖南诸郡其为水陆之会，上下走集之门户，谁如湘潭？

在沅水流域则诞生了洪江商城。它坐落在沅水、巫水汇合处，商城起源于春秋，成形于盛唐，鼎盛于明清，以集散桐油、木材、白腊、鸦片而闻名，是滇、黔、桂、湘、蜀五省地区的物资集散地。洪江商城并非孤立的存在，在沅水商业线上，黔阳古镇、龙溪古镇、托口古镇、泸阳古镇、浦市古镇、王村古镇等诸多商业城镇形成星罗棋布的水运商业网络。它们几乎都是沅江支流与干流的汇入口。同时拥有两条河流的市镇，往往成为最受青睐的商业码头。

明清时期，商业促进湖南城镇化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这个时期州府县城数量的增加。明代湖南辖63州县，到了清光绪年间，已经增加到69个州县5个直隶厅。市镇墟集的数量则增加更为迅猛。如清初长沙县的市镇墟集数量还仅有五个，同治年间就已经拥有了34个。今天我们旅行时见到的很多历史古镇，如洪江、黔阳、浦市等等，大多是当年的商业中心。

湘潭北五省会馆，墙上的石狮子还在仰 望着天空。图/常立军

北五省会馆门前石狮。图/常立军

湖南的会馆中，江西的万寿宫数量最多

会馆是什么？从功能上，它可以被理解为办事处、招待所、商业会所、神庙、影剧院以及会议中心。我们无法用一个简单的答案来概括它如此之多的用途，或许“同乡文化与商业交流综合体”更适合用来解释它的存在。

会馆也承担了试馆的功能

传统中国，几乎每一个产业背后都有强烈的地域性。虽然会馆有同乡和同业两种，但大多数都是同乡属性，同业会馆并不是特别多。

地域是传统中国里仅次于血缘的亲密关系。时至今日，这种相关性也未完全消失，新化人经营打印店、福建人经营茶叶、浙江人经营小商品、湖南多互联网大佬，一个行业的地域属性，有其明显的地理决定性特征。而同乡间更为紧密的信息传播与情感互信，促成了这种现象的持久延续。

会馆为在异地的外乡人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同乡间的互帮互助成了会馆的主要功能。

会馆的基本功能是“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祀神是指举办的各类神祇祭拜，树立了集体象征和精神纽带。“合乐”则为流寓人士提供了聚会与娱乐的空间。义举，则是帮助遇到困难的同行，即自助互济功能；公约，则是相互规约，制订规章制度，完善商业机制。

最早的会馆，其实是试馆。主要功能是为考生服务，同样带有强烈的地域性，却与商业无关。明代靖难之乱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进京赶考就成了各地考生们人生第一大事。但在人生地不熟的京城，住宿、生活、备考都成了麻烦事，早期的会馆便应运而生了。目前可考的最早会馆就是位于北京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的芜湖会馆。

明清时期，民间商业组织“商帮”日渐成熟。为了在陌生环境中集合同乡、同业力量与外部势力对抗，商帮必须要有一个公共空间。会馆此时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种空间的载体。同乡同业的商人们在这里商谈交易、联络乡情，会馆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存在价值的社交场所。与此同时，会馆的试馆功能并未因此去除。各地举子们仍会聚集在会馆，迎接人生的大考。清代晚期，革命活动开始盛行。维新派领袖、湖南人谭嗣同在北京期间就居住于浏阳会馆。他在此联络维新派同志，筹划革命行动。谭嗣同被慈禧太后处决后，浏阳会馆一度成为悼念他的祠堂，旅居北京的湖南同乡每年在此悼念谭嗣同等乡贤。今天的北京西城区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已成为谭嗣同故居及纪念馆。

会馆还是地方性的文化娱乐场所。每一座会馆都有戏台，演出的多是家乡剧目。来会馆听家乡戏曲，成了人们思乡的重要寄托。凡是祭祀或重要节日，会馆一般都会请戏班来演出。一曲乡音，足慰游子心。

洪江古商城曾为沅水上的重要商埠，各地会馆云集于此。组图/阿信

会馆，还有一个“特殊”功能：炫富

建筑因功能而设，多样的功能需求让会馆成为一种复杂的建筑类型。

会馆的多功能性，使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种基本的格局模式。和大多数中国传统的公共建筑一样，它也有自己的中轴线。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大门、戏台、庭院、殿堂。戏台承担娱乐功能，殿堂承担祭祀功能，是会馆最主要的建筑。庭院则普遍比较宽大，承担聚会功能。

会馆两侧一般都有厢房，主要用作会谈、交易。这样的功能设置，类似于今天商务会所。

会馆的戏台一般设置在进入大门之后的地方，正对着殿堂。看戏的时候，人们就聚集在殿堂和戏台之间的庭院中。这种设计，与宗族祠堂以及部分庙宇的格局基本相同。在有些地方，会馆祭祀的神祇较多，一座主殿已不够用，但又不能继续沿中轴线纵深发展，于是便衍生出几条轴线，形成极为复杂的空间格局。

会馆最初的同乡住宿接待功能，已被转移到了主体建筑外围的院落。它们独自成为会馆建筑群的另一条轴线，独立进出，与主体建筑之间互不干扰。这样的会馆结构，我们还可以在湘潭的北五省会馆（关帝庙）中见到。

会馆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却不宜明说的功能——炫富。这个功能体现在各地会馆庞大的建筑体量和极为繁复的建筑装饰上。会馆建筑往往极致奢华，会馆虽然没有官方所定的规制，却有着比大多数官式建筑更为奢华的装饰。这种建筑往往是雕梁画栋、翘角飞檐，极尽繁缛。相比于祠堂、文庙一类的公共建筑，会馆由于商业资本的支持，普遍有着充足的修建资金。这种炫富，对于商业帮会而言，还有着品牌宣传的作用。它意图表达出一个地域在异乡的强烈存在感。在等级森严、体系封闭的传统社会中，这种表达具有非常的意义。

洪江古城。古代的河流交汇处，相当于今天的重要交通枢纽。

外地的神，被搬运到了湖南

沿着湘江长沙段向北，是历史上湘江与洞庭湖之间的商业重镇乔口。乔口有一座历史建筑，名叫万寿宫。很多人也许会以为它是一座地方性的神祠，其实它真实的身份是江西会馆。同样的情况，大量出现在湘江两岸。湘潭的江西会馆，同时也是万寿宫。为什么会馆与神祠同处一处呢？因为会馆在商业功能之外，还承载了地方信仰的功能。随着外地人来到异乡的，不光是外地的建筑，还有外地的神祇。

传统中国的地方信仰极为复杂。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的神祇。旅居异地的人无法祭拜到当地的神，便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会馆因此也成为了地方信仰的载体。这种地方信仰甚至成为了会馆的代名词。

譬如江西会馆，又被称作万寿宫，祭祀真君许逊。山西是关羽的故乡，山西、陕西一带崇拜关羽。山陕会馆以及北五省会馆尊关羽为神，关帝庙就成了这些会馆的另一个功能。福建人信奉妈祖，全国各地的福建会馆都叫“天后宫”。湖南、湖北信奉大禹居多，两湖会馆中，禹王宫占据大半。黄州会馆又称“帝主宫”，武昌会馆又称“靖天宫”，贵州会馆又称“黔南宫”，陕西会馆又称“三元宫”，广东会馆又称“南华宫”，衡州会馆又称“寿福宫”……除了地方神祇，行业内部也有自己的信仰。药材商的会馆有“药王殿”和“孙祖殿”，泥木行业的叫“鲁班殿”，屠宰行业有“张飞庙”……每个地方都搬来了自己的神。对于故土的眷恋，由此可见一斑。

长沙作为省域中心，有没有自己的会馆呢？答案是有。我们在湖南遥远的西部县城龙山，就见到了长沙会馆，它同时也是南岳宫。这也是我们所见的唯一一座长沙会馆。

今天，当我们面对城市里完全和本地不同的历史时期神庙时，它极有可能就是历史上某个地域的会馆所建庙宇。那时的人们相信家乡的神祇会保佑在外漂泊的他们，供奉家乡神祇在精神层面形成了一种与外部力量的对抗，这种带着本地信仰出差的文化现象，让不同地方的信仰在中国大地互相交融，成为独特的文化景观。

洪江古城。曾经的繁华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一个传统的温馨生活场景。

怀化保存会馆数量最多

从长沙沿着湘江南下，即可见到当年繁华。

站在湘潭的湘江风光带，一眼便可以看到老居民区里的那座门坊，它就矗立在江边不远处。门坊是江西会馆曾经的门面，一座极致奢华的坊式大门。是湘潭江西会馆唯一的建筑留存。雕栏玉砌犹在，背后却已是上世纪老旧的居民单元楼。这样的场景，形成强烈的历史反差感。沿着湘潭的江边，会馆建筑曾鳞次栉比，湖南明清商业的辉煌，残照在被岁月剥蚀的会馆建筑上。

湘潭的江西会馆只是湖南诸多会馆中的一座。

由于各种原因，湖南各地保存下来的会馆不是太多，而保存完整的会馆更是少之又少。据初步调查，现湖南传统会馆保存之完整者，以湘西、怀化、湘潭、郴州等地居多，其中又以湘西凤凰天后宫、万寿宫，怀化芷江天后宫、洪江忠烈宫、辰溪潭湾万寿宫，湘潭北五省会馆以及郴州桂东万寿宫等最为著名。其中现存会馆数量最多的是怀化。

江西人在湖南的商业网络最发达，因此在湖南的会馆中，江西的万寿宫数量最多。其次是湖南本土会馆。在本省的会馆中，排名第一的是宝庆会馆。数量第三多的是广东会馆。

那些曾经的繁华，见证了湖南商业史上的辉煌。湘潭即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它是明清时期湖南湘江流域最重要的商业中心。

清代的湘潭，是内地货物运往广州出口和广州入口洋货转运内地的重要中转站。文化学者容闳在咸丰九年（1859）到湘潭等地考察茶业贸易情况后，在《西学东渐记》中这样写道：“迨四月十五日之晨，乃抵湘潭。湘潭亦中国内地商埠之巨者，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又非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之运往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

历史上的湖南，不仅作为商业贸易的通道存在，其自身也是重要的物资供应地。它们交易的物品，既有本土特产又有外来物资。

外地商帮来湖南做生意，一般都有各自的商品经营类型。如药材主要是江西商人的经营特色；广东商人以土产为主；西帮多营国药、银楼、估衣；长帮多营油盐、烟酒；福建商人则多经营烟草；山西商人经营汇票；江苏商人经营绸布；四川商人经营丹漆，安徽商人经营酒酱，北五省商人经营裘褐、汾酒、关角、潞参；广东、广西商人经营海味、葵扇、槟榔、银朱、玳瑁、翡翠等。这些商品都有着强烈的地域特色，湖南亦然。湖南对外商品交流主要以土产为主，从粮、油、布到纸、皮毛、金银，几乎无所不包。除了这些日常百货之外，安化的茶叶、洪江的木材和桐油、靖州的药材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商品。湖南因此在当时的商品贸易中拥有诸多的优势品牌，成为全国性的物资供应地之一。

参考文献：《会馆建筑》，柳肃《湖南沅水流域商业文化解析》，方磊《明清时期湖南的城镇和市墟》，颜晓红《湖南传统会馆研究》，郭学仁

潇湘晨报记者常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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